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的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不断加剧（IPCC，2023）。众多极端天气事件中，高温干旱复合事件因其致灾风险远高于单一事件而被广泛关注（Hao et al.，2018；Zscheischler et al.，2020；余荣和翟盘茂，2021）。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导致高温干旱复合事件的发生概率显著升高（Bevacqua et al.，2022）。中国区域高温干旱复合事件的覆盖范围和强度呈显著增加趋势，四川盆地至江汉平原为主要高发区（Ye et al.，2019；Lv et al.，2025；沈诗荐等，2026）。2022年盛夏四川盆地发生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极端的高温干旱复合事件（孙昭萱等，2022；张强，2022；邹旭恺等，2022；孙蕊等，2023），此后该地区高温干旱风险常态化，2023—2025年高温日数分别较常年偏多8.5、18.3、17.3 d，虽连年伏旱频发，但综合强度均未超过2022年（四川省气候中心，2023—2026）。

针对2022年历史性最严重的高温干旱复合事件，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在环流成因方面，普遍认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异常偏强且持续控制四川盆地是主要原因；青藏高原热力异常、热带海温强迫以及拉尼娜事件的持续和印度洋偶极子负位相的协同调控也起到重要作用（郝立生等，2022；李忆平等，2022；林纾等，2022）。同时，南亚高压异常偏强东移、副热带西风急流异常偏北形成暖脊等多系统协同作用，共同导致长江流域水汽输送偏弱、下沉气流盛行（李忆平等，2022）。此外，欧洲西部至贝加尔湖东传的罗斯贝波能量使北半球中高纬度维持稳定的三波环流结构，副热带能量辐合令副高持续偏强，为长江流域持续性高温提供有利的大尺度环流条件（张灵等，2023）。在灾害特征方面，研究表明此次高温干旱复合事件持续时间长，先后出现两轮高温过程贯穿整个盛夏；影响范围广，覆盖长江流域全域；灾害强度极端，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降水为最低（章大全等，2023；张强，2022；孙蕊等，2023；周春花和吴薇，2023）。在影响评估方面，现有研究量化了高温干旱对农业、水资源、能源等领域的严重影响，指出四川作为水电核心省份，径流亏缺导致水电大幅下降，电力供需失衡（孙昭萱等，2022；王传扬等，2024）。在复合事件识别方法上，发展了基于标准化降水指数、标准化温度指数的综合复合事件指数，为区域复合事件监测奠定了方法基础（钱潭锐等，2024）。有关西南地区水稻生育期复合高温干旱事件的相关研究指出，1980—2022年该灾害发生站次比呈显著增加趋势，高发区集中于四川盆地南部、中部和东北部（陈东东等，2025），说明针对当地再生稻开展高温干旱研究具备迫切现实需求。

尽管上述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存在局限性。首先，已有研究大多针对四川全域、长江流域开展分析，缺少高温极值核心区四川盆地南部（简称川南）的精细化研究。该地因地处云贵高原北坡与盆地丘陵过渡带造成水热条件空间差异显著（于浩慧等，2024），也是水稻高温干旱事件的高发区（陈东东等，2025；蒲长林等，2026）。而气候变暖驱动川渝再生稻适宜区向盆地西北扩张，生产气候风险加剧（罗伟等，2024；罗伟等，2026）。其次，现有分析多基于日值数据，缺乏对逐小时数据的深度挖掘，高温持续时数、昼夜变化规律等日内演变特征尚未得到充分揭示，而这些指标对于评估再生稻热胁迫具有重要应用价值。最后，高温干旱复合事件具有更强的致灾风险，但其演变过程及区域差异尚未得到量化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川南再生稻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利用22个国家级气象站点1961—2025年逐日气象数据和2022年逐时气温数据系统分析高温干旱时空演变规律；引入日高温持续时数等指标刻画高温过程日变化特征，结合气象干旱综合指数（Meteorological Drought Composite Index，MCI）建立复合胁迫判别方案，定量分析高温和干旱的叠加效应与空间分异规律，并探讨极端高温对应的环流异常和地表反馈机制，以期为当地再生稻防灾减灾、灾害风险研判提供理论支撑。

川南地区位于四川盆地最南端，行政辖区包含内江、自贡、宜宾、泸州4市，共22个县（区）。研究区整体地势由北向南逐渐抬升，内江、自贡、宜宾北部和泸州北部区域以平缓丘陵地貌为主，宜宾西部和南部以及泸州南部为云贵高原北坡的盆周山区（图1）。川南地区总体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其天气气候特点与四川盆地其余区域差异显著。高温是该地区盛夏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统计川南22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数据显示，盛夏高温日数占全年高温日数的80%以上。

所用资料包括：（1）“天擎”气象大数据云平台提供的川南地区22个国家气象观测站1961—2025年逐日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降水量以及2022年逐时气温数据。（2）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第五代再分析资料（ERA5）包括500 hPa位势高度、地表感热通量以及0~7 cm土层土壤体积含水量数据（Hersbach et al.， 2020），时段为1990—2025年7—8月，时间分辨率为月，空间分辨率为0.25°×0.25°。参考气象行业标准《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监测指标》（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5），以1991—2020年7—8月为气候基准态，计算25°N—33°N、100°E—110°E范围的副高面积距平平均值，用于分析川南地区副高覆盖强度；计算地表感热通量距平和土壤湿度距平的区域平均值可分析地表热力状况与土壤水分年际变化特征。

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等级划分》（全国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4）和《气候指数 高温》（全国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1），结合研究区天气气候特点，对高温指标作出如下定义：日最高气温T_max≥35 ℃为高温日；高温日数≥3 d的时段为高温期。高温等级划分：35 ℃≤T_max<38 ℃为一般性高温，38 ℃≤T_max<40 ℃为危害性高温，T_max≥40 ℃为强危害性高温。高温持续日数指某一时段内出现高温的总天数；日高温持续时数指一日之内逐时气温T_hour≥35 ℃的累计小时数；高温影响范围指一日内T_max≥35 ℃的气象站点数。

依据国家标准《气象干旱等级》（全国气候与气候变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7）计算各站逐日MCI，并按标准划分干旱等级：MCI>-0.5为无旱，-1.0<MCI≤-0.5为轻旱，-1.5<MCI≤-1.0为中旱，-2.0<MCI≤-1.5为重旱，MCI≤-2.0为特旱。该指数综合考虑了近期（60 d）降水、前期（30 d）蒸散以及季尺度（90 d）和半年尺度（150 d）的水分收支状况，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干旱的发生、发展与持续过程。

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参考已有研究（李欣等，2025；朱雅莉等，2026）对高温干旱复合胁迫的相关定义，将复合胁迫日数定义为同时满足T_max≥35 ℃且MCI≤-1.0的日数。这里选取MCI=-1.0为干旱阈值，代表土壤水分已出现明显亏缺、对作物生长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干旱状态。与基于百分位数的相对阈值法相比，本研究所采用的绝对阈值法结果更直观，便于与历史事件和灾害记录直接对比，也更适用于再生稻生产灾害风险评估的业务需求。

此外，历史极值判定为超过1961—2021年同期最高（或最低）值。采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方法将离散站点气温、高温日数等要素转换为区域连续空间分布栅格数据，刻画空间分布特征。

图2为1961—2025年川南地区盛夏（7月4日—8月28日，下同）平均气温年际变化。可以看出，2022年平均气温达31.9 ℃，较1991—2020年多年同期平均气温（27.3 ℃）偏高4.6 ℃，为1961年以来盛夏气温的历史最高值，较次高值29.6 ℃（2006年）偏高2.3 ℃，且22个气象站平均气温均为历史同期最高。2023—2025年川南地区盛夏平均气温依次为28.0、29.4、29.2 ℃，较常年平均气温偏高0.7~2.1 ℃，但均低于2022年，表明2022年盛夏高温具有突出的历史性极端特征。

2022年盛夏，川南地区平均降水量仅101.4 mm，较1991—2020年多年同期均值（326.3 mm）偏少69%，为历史同期最低值；相比历史第2少的1972年（149.0 mm）仍偏少32%（图3）。统计区域22个气象站，仅高县偏少37%，其余21站降水量均偏少50%以上。对比2023—2025年盛夏，川南平均降水量分别为349.7、213.6、370.7 mm，显著高于2022年盛夏平均降水量，进一步说明2022年降水异常匮乏与干旱的极端程度。

2022年盛夏川南地区平均高温日数达45 d，为历史同期最大值，较1991—2020年同期均值（15 d）偏多30 d，显著高于次高年份2006年的36 d（图4）。从空间分布来看，不同等级高温日数空间差异显著，高温高值中心随温度阈值抬升发生明显东移（图5）。全区一般性高温日数为10~21 d，高值区位于西北部，翠屏站高温日数达21 d，为区域最高；低值区集中于东南部，合江、古蔺站高温日数最低为10 d[图5（a）]。危害性高温日数为9~20 d，高值区集中在内江东部和自贡西部，东兴站为最高（20 d）；低值区仍位于东部和南部，合江危害性高温日数为9 d，是全区最低[图5（b）]。强危害性高温日数空间分布发生逆转，整体呈东高西低分布态势，日数范围跨度变大（6~31 d）；东部合江站和南部古蔺站强危害性高温日数分别达31、28 d，成为极端高温的核心区；而西部叙州站降至6 d，为全区最低值[图5（c）]。综上，随着高温阈值不断抬升，高温高值中心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阶梯式迁移的空间转换特征。这一分布与局地地形高度耦合：东部大多区域为河谷低洼地带，盆地内易形成热量积聚效应，极端高温风险偏高；而西部地区及南部山区因海拔较高，对流降温效应显著，强危害性高温日数明显偏少。

从2022年盛夏川南地区高温站点数逐日变化[图6（a）]看出，川南地区经历两轮极端高温过程。第一轮高温集中在7月5—16日，持续12 d，区域22个气象站均出现日最高气温≥35 ℃天气，其中7月11、15日分别有11、9站突破40 ℃。第二轮高温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28日，持续日数达35 d，强度和范围均显著大于第一轮；8月7—27日22站连续21 d日最高气温均在35 ℃以上；8月11—25日是高温最强盛阶段，22站连续15 d维持危害性高温或强危害性高温，其中8月20—24日连续5 d全部站点达强危害性高温等级。两轮高温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呈现出“先弱后强、持续叠加”的演变特征。

进一步统计22个气象站在两轮高温过程中的日最高气温最高值（表略），发现均超过41.0 ℃，其中11站超过43.0 ℃，叙永站高达44.3 ℃；除珙县、长宁、屏山、叙州4站外，其余18站最高气温均突破历史极值。从2022年盛夏川南地区平均最高气温空间分布[图6（b）]看出，区域气温呈西低东高的空间格局。东部合江、古蔺一带为平均最高气温高值中心，可达39.2 ℃；向西气温逐步降低，叙州平均最高气温为36.2 ℃，为全区最低。区域气温空间分异显著同样受地形与海拔条件调控。

2022年盛夏川南地区不同等级高温累计时数自西向东递增（图7）。盛夏期间一般性高温累计时数为163~311 h，整体多于危害性、强危害性高温时数；高值区集中于自贡、隆昌等北部站点，均在300 h以上；南部沿山地带高温时长偏少[图7（a）]。危害性和强危害性高温累计时数呈东高西低分布[图7（b）、（c）]；强危害性高温累计时数为19~182 h，空间差异最大，东部区域普遍超过100 h，西部站点大多低于50 h；表明东部河谷地带是极端高温事件最突出区域。进一步统计单日高温出现时段（表略），发现主要集中于10：00—20：00（北京时），东部站点日平均高温累计时长达8~11 h，其中泸县站单日高温累计时数长达20 h。由此可见，2022年川南高温事件的极端性不仅表现为持续天数偏长，更体现在高温累计时数的增加，而后者对再生稻的蒸腾耗水和热害累积效应可能更具威胁。

从图8川南地区气象干旱站点逐日变化看出，干旱开始于7月上旬，7月8日高县最先出现轻旱；随后干旱范围开始扩大，7月11、19日分别出现首个中、重旱站点；8月19日隆昌出现特旱，干旱迅速加剧并于8月下旬达到顶峰，其中8月29日特旱站点2个、重旱站点14个、中旱站点3个、轻旱站点3个；8月22日—9月14日全域站点全部受旱；9月下旬干旱逐步缓解并陆续解除。本次干旱过程呈现范围不断扩展、等级由轻旱向特旱递进的演变特征。干旱逐日演变过程与高温时序变化[图6（a）]存在显著协同响应关系，表明持续性高温引发蒸发耗水加剧，是此次干旱不断累积、加重发展的主导因子。

从干旱空间分布[图9（a）]来看，干旱累计持续日数整体呈现北部和西部历时最长、东部次之、中部最短的空间格局。其中自贡、隆昌等8个站点干旱累计日数长达71~77 d，古蔺、东兴等12站为47~69 d，南溪、泸县受旱时间最短（33~34 d）。各等级干旱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轻旱覆盖全域22个站点，其持续时间表现为西部、中部较长，东南部与东北部较短，其中叙州轻旱历时最长（49 d），隆昌历时最短（3 d）[图9（b）]；中旱同样在全域站点均有发生，北部地区持续时间较长，其余地区持续时间较短，富顺、珙县中旱持续日数最长（47 d），叙州最短（7 d）[图9（c）]；重旱发生范围有所减小，有19站出现重旱，在东部、南部、北部持续时间较长，中部和西部持续时间较短，隆昌重旱持续时间最长（53 d），江安重旱历时最短（3 d）[图9（d）]；特旱为局部极端干旱现象，发生范围十分有限，仅隆昌（10 d）、资中（3 d）、兴文（2 d）、古蔺（1 d）4个站点观测到特旱事件[图9（e）]。

第一轮高温出现在7月5—16日，此时干旱在部分地区刚出现，高温干旱叠加效应有限。因此选取第二轮高温时段（7月25日—8月28日）开展复合胁迫识别。从表1看出，全域站点平均高温日数为32 d，平均干旱日数为21 d，平均复合胁迫日数为20 d，占平均高温日数的62.5%，表明第二轮高温期间高温干旱叠加现象突出，复合胁迫是该阶段的主要灾害形式。从复合胁迫日数空间分布（图10）来看，复合胁迫日数呈东部和北部高、中部和西部低的分布特征。隆昌、古蔺等7站复合胁迫日数均超过30 d，其中隆昌站高温干旱全程同步发生，复合胁迫日数最多（35 d）。而中部和西部有7站复合胁迫日数不足10 d，南溪和泸县均为3 d，表明高温与干旱的同步性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而复合胁迫日数受干旱等级和干旱时长影响明显。上述量化指标表明高温中心与干旱中心的空间重叠主要集中在隆昌、古蔺、富顺、合江、东兴、威远、资中、自贡等东部和北部地区，是再生稻生产面临高温干旱复合胁迫风险最高的区域。

副高异常偏强且持续控制四川盆地，是此次极端高温最直接的大尺度环流成因。前期拉尼娜事件、印度洋偶极子负位相的出现以及春季青藏高原西北部积雪负异常，可能是导致夏季环流异常的主要外强迫因子（李忆平等，2022）。图11给出了1990—2025年7—8月副高面积指数距平的年际变化。可以看出2022年副高面积指数距平达0.15×10⁵ km²，为1990年以来最高值，显著超出历史变率范围，是1996年历史极值（0.06×10⁵ km²）的2.5倍，体现了2022年副高强度的极端性。受此异常强盛的副高控制，川南地区长期处于下沉气流区，云量显著减少，太阳短波辐射直达地表；同时，下沉气流引发的绝热增温效应进一步抬升近地层气温，为区域极端高温和持续性少雨天气的维持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流基础。

图12给出了1990—2025年7—8月表层土壤湿度距平和感热通量距平的年际变化。1990—2021年土壤湿度呈持续递减趋势，32 a累计下降0.15 m³·m^-3；2022年土壤湿度距平低至-0.08 m³·m^-3，自1990年以来与2021年呈并列最低值[图12（a）]，表明地表可用于蒸散的水分极为有限。与此同时，2022年感热通量距平跃升至12.15 W·m^-2，为1990年以来最高值，较2021年（-4.35 W·m^-2）大幅提升16.50 W·m^-2，年际变幅远超历年平均波动[图12（b）]。感热通量的异常跃升是辐射强迫增强与土壤水分亏缺的协同作用。强盛副高控制下区域云量偏少、晴空辐射显著增强，地表能量输入升高；叠加历史极低的土壤湿度抑制地表蒸散，蒸发冷却效应近乎衰竭，地表盈余能量大量以感热形式释放，加热近地层大气。上述特征揭示了高温与干旱的陆气正反馈机制：强盛副高带来的晴热少雨天气不断消耗土壤水分，土壤干旱使得蒸发潜热消耗锐减，进一步抬升气温、加大蒸发耗水，形成自维持、自增强的循环特征。正反馈机制使得高温和干旱同步加剧，解释了为何第二轮高温持续长达35 d且强度远超第一轮。因此，2022年极端环流强迫与历史低值土壤湿度同期叠加，触发感热通量异常跃升，是构成此次高温干旱复合事件的关键放大机制。

在大尺度环流和地表反馈的共同作用下，局地地形和城市下垫面特征对高温的空间分布起到了重要的调制作用，决定了高温极值中心的落区。川南东部合江、古蔺、泸县等丘陵区域海拔多在200~400 m，地形相对封闭，热量不易与周边区域交换，形成局地热力聚集，在区域增暖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高温强度。相比之下，西部叙州、珙县及南部山区海拔普遍高于500 m，地势抬升使得气温相对较低，高温日数与强度均显著低于东部丘陵区。此外，自贡、泸州等东部城市群的热岛效应进一步放大局地高温风险。城市下垫面具有较大的热容量和较小的反照率，白昼吸收的太阳辐射多于周边乡村，夜间热量释放缓慢，城市热岛效应与区域性气候增暖相叠加，增加了东部丘陵区的高温强度，这也是东部泸县站点平均最低气温高达28.5 ℃，单日高温持续时长达20 h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2022年盛夏川南极端高温是大尺度环流异常触发、陆气反馈放大和局地地形调制多过程协同作用的结果。异常强盛的副高（面积指数距平为1990年以来最高）提供了持续下沉气流和晴空辐射的大尺度背景；持续亏缺的土壤湿度（1990年以来最低）和感热通量的异常激增（1990年以来最高）形成了正反馈放大机制，使高温和干旱同步加剧；东部低洼丘陵的地形与城市热岛效应进一步促成高温热量的空间聚集。3类异常驱动因子于2022年历史性同期叠加，导致本次区域性复合极端灾害，该多因子协同机制可为今后类似极端高温事件的预测和归因分析提供重要参考。

2022年盛夏川南地区发生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高温干旱复合灾害，给当地再生稻生产造成严重危害。该区域是四川省再生稻主产区，再生稻生产对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高度敏感，此次灾害对再生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极端异常高温造成中稻抽穗扬花不畅，花粉活力显著下降，水稻空秕率上升、结实率大幅降低；持续高温引发头季稻“高温逼熟”现象，灌浆进程加快、收获期提前，籽粒灌浆不充分，最终造成粒重偏轻、稻米品质下降。同时，持续少雨导致稻田大面积脱水开裂，土壤水分亏缺严重，再生芽萌发受阻、萌发率显著下降，再生稻长势极差，蓄留面积与可收面积锐减（四川省气候中心，2023）。夏玉米、夏大豆等旱地作物同样受到灾害影响，而再生稻作为川南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受损最为突出。以富顺县为例，该县2022年盛夏降雨量仅有常年同期的20%左右。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全县80%以上稻田缺水、60%左右稻田断水，导致该县水稻（含再生稻）受灾面积3 900.0 hm²、成灾2 346.7 hm²、绝收113.3 hm²。高温伏旱对再生稻生产造成严重影响。针对上述灾害影响，结合川南再生稻产业实际需求与气候暖干化趋势，提出以下适应性对策建议。

（1）强化再生稻关键生育期高温干旱预警与田间适应性管理。针对再生稻生长对水热条件的双重敏感性，应重点加强头季稻灌浆期（7月中旬至8月上旬）和再生芽萌发期（8月中旬至9月上旬）的高温干旱监测预警。当预报未来3 d内日最高气温持续≥38 ℃且无有效降水时，提前启动灌溉预案，采用浅湿灌溉或间歇灌溉方式，优先保障再生芽萌发的关键水分需求。针对隆昌、古蔺、富顺、合江等东部、北部高温干旱复合胁迫高风险区域，积极筛选并推广耐高温、抗旱性强的再生稻品种；通过调整播种期与头季稻收获期，规避水热胁迫高峰期。

（2）完善高温干旱复合事件精细化监测体系，开展灾害风险区划。在再生稻主产区加密布设自动气象观测站，提升对日高温持续时数、夜间高温、土壤湿度等指标的精细化监测能力。以高温干旱复合胁迫日数为核心指标，结合再生稻不同生育阶段对水热敏感性特征，开展面向再生稻生产的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将川南东部和北部丘陵区（隆昌、古蔺、富顺、合江等地）划定为复合灾害高风险区，优先配置防灾减灾资源，制定差异化的适应性管理方案，提升再生稻产业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

本文以川南再生稻主产区为研究区域，基于22个国家气象站观测数据与ERA5再分析资料，系统分析了2022年盛夏极端高温干旱事件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逐时气温数据揭示日高温持续时长的空间差异，构建复合胁迫日数指标量化高温与干旱的叠加效应，并从环流异常和陆气反馈过程阐明极端高温的成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2022年盛夏川南地区水热条件异常极端。区域平均气温31.9 ℃，较常年偏高4.6 ℃，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同期平均降水量仅101.4 mm，较常年偏少69%，创历史同期最低；22站中18站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叙永达44.3 ℃。高温过程分为两轮，第二轮持续35 d，≥40 ℃强危害性高温日数为6~31 d，日内高温持续时长显著增加，部分站点最长可达20 h；高温强度自西向东递增，东部丘陵区为高温极值中心。

（2）区域高温干旱复合胁迫特征显著。干旱自7月上旬开始发展，8月下旬达到顶峰，重旱和特旱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部，其中隆昌旱情最重，重、特旱分别持续53、10 d。第二轮高温过程中，研究区平均高温干旱复合胁迫日数为20 d，占同期高温日数的62.5%，隆昌、古蔺等7个站点复合胁迫日数超过30 d。高温中心与干旱中心的空间重叠主要集中在隆昌、古蔺、富顺、合江、东兴、威远、资中、自贡等东部和北部地区，该区域为再生稻高温干旱复合胁迫高风险区。

（3）多因子协同驱动极端高温事件。2022年盛夏，副高面积指数距平达0.15×10⁵ km²，为1990年以来最高，川南受持续下沉气流控制，云量减少、晴空辐射增强；土壤湿度距平降至-0.08 m³·m^-3（1990年以来最低），地表感热通量距平跃升至12.15 W·m^-2（1990年以来最高），二者同期叠加，构成高温与干旱的正反馈机制，促使高温与干旱同步加剧。此外，东部低洼丘陵地形与城市热岛效应可进一步促成高温热量的空间聚集。大尺度环流异常、陆气正反馈、局地地形和城市下垫面等多因子协同驱动本次区域性复合极端高温灾害。

本研究针对川南再生稻主产区开展极端高温干旱复合灾害精细化分析，识别的复合胁迫高风险区与已有研究的四川盆地高温核心区、土壤水分亏损中心空间分布相一致（李忆平等，2022；孙蕊等，2023），环流与陆气反馈机制的分析结果也进一步印证前人相关结论（梅梅等，2023；孙昭萱等，2026）。然而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复合胁迫日数的阈值基于气象行业标准进行选取，尚未开展多阈值敏感性试验；再生稻灾害影响分析依赖宏观统计资料，缺乏田间试验构建胁迫与产量损失的定量关系；本研究以站点观测为基础，未能耦合高分辨率遥感土壤水分和作物生长数据开展分析。后续可融合卫星遥感、作物模型与机器学习技术，建立再生稻高温干旱灾害动态评估模型。此外，2023—2025年川南虽连续出现高温，但未重现2022年强度的复合灾害，说明副高强度、持续时间、前期土壤湿度等因子的组合配置至关重要，未来需结合多源数据和作物模型开展更深入的机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