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等强降水在地形汇聚下极易造成洪涝，以及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於琍等，2018），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损失。Jonkman（2005）的自然灾害调查发现，世界各地洪水造成的伤亡人数最多，20世纪最后10 a全球有超过10万人死于洪水。中国是暴雨洪涝灾害频次最高的国家之一，且近年来特大洪涝灾情更为严重（苑希民等，2024），如2021年7月河南罕见的极端特大暴雨，最大日降水量高达663.9 mm，小时最大降水量达201.9 mm，被认定为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的极端灾害（张建云等，2023）。陕西秦巴山、黄土高原和渭河平原地区暴雨和次生灾害频繁，受灾率、经济损失和伤亡人数等都高于其他地区（张弘等，2011），且黄土高原受特殊沉积性、降水条件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滑坡极易发生，是暴雨诱发次生灾害的高发区（徐张建等，2007）。

探究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成因是预警灾害的前提（赵志楠等，2021），Funk（2006）研究指出，洪涝灾害不仅取决于降水量和降水率，还取决于地形、土地利用、流域土壤类型和灾害前水分条件。在地表植被缺乏区，土壤吸水性低，陡峭山坡使地表径流量加速成为洪涝灾害的诱因，因此地形是洪涝灾害不可忽视的因素（袁有林等，2015）。暴雨和洪涝灾害有明显的年际和季节波动，且中国南方地区因灾害频繁受到关注（胡畔等，2021），如徐桂玉和杨修群（2002）、黄垭飞等（2021）和张柳红等（2023）分别针对南方、江南和粤港澳等不同地区进行了暴雨灾害研究；北方地区洪涝和次生灾害研究相对较少（甘璐等，2020），尤其是对西北地区东部，马晓华（2015）分析了西北地区暴雨的形成机制，确定孟加拉湾低槽和副热带高压对暴雨形成的关键影响作用。

本文聚焦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陕西省，收集近年各类灾情数据，利用统计和天气学诊断方法，分析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的时空分布，探究灾害的形成机制，以期为气象灾害监测、应急响应和风险评估提供有效信息，为提高灾害风险应急管理能力提供参考。

如图1所示，陕西省有10个行政区，由北部黄河几字湾以西的黄土高原、中部关中平原，以及陕南秦巴山区三部分组成。黄河沿陕西东部从北向南穿过，渭河从西向东穿越中部，两者在陕西东部汇合；秦岭和大巴山横贯陕南，形成山势陡峭和海拔高度落差大的秦巴山区，是陕西强降水多发地，也是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的重点防治区。

（1）灾情直报信息。包括陕西各地市上报的灾害类型（如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等）、灾害起始和结束时间、经济损失、受灾人口、受灾区域、影响描述、天气过程和预警发布情况，以及农业受损等灾情，该数据由市级应急管理局采集上报。

从灾情直报信息中提取与暴雨、短时强降水和连阴雨等有关的9种灾害，分别为暴雨、城市内涝、洪水、涝灾、农田积涝、强降水、山洪、泽涝和中小河流洪水，统称为暴雨洪涝，同时提取与降水有关的滑坡、崩塌和泥石流3类次生地质灾害。不同类型灾害记录的影响面不同，如暴雨灾害记录有暴雨，且有倒塌房屋、人员伤亡，以及水毁路桥等发生；城市内涝记载有涵洞积水和电力中断等。干旱、冰雹、冬半年的低温冷害、暴雪，以及与冻融和地震等有关的地质灾害，未纳入本研究。各类灾害经常伴随发生，灾情记录根据影响力和强度确定类型，如强降雨产生暴雨洪涝且伴随泥石流，后者影响力更强，通常记为泥石流灾害。

对2008—2023年陕西省灾情信息进行检索、分类，共收集到暴雨洪涝和次生灾害事件1 742条。采用天气学分析方法，从环流形势、水汽条件和对流不稳定性方面，对灾害事件进行分析，探究引发灾害的降水形成机制，并从地形增雨及对灾害的影响上讨论强降水对灾害的诱发作用。在此以汉中和宝鸡地区4次典型灾害为例，列出灾情直报信息的详情，见表1。

（2）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第五代再分析数据（ERA5）。数据范围：31°N—40°N，105°E—112°E；物理量包括：位势高度、气温、水平风速、垂直风速和比湿等，水平分辨率为0.25°×0.25°，垂直方向有37层，时间分辨率为1 h。本文时间均为北京时。

（3）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CHM_PRE日降水量数据。该数据基于中国2 839个气象站日降水量，通过月降水约束和地形特征校正后建立，分辨率为0.25°×0.25°。该数据可以较好表征降水空间变异性，日降水量序列与高密度站点观测值相关系数较高。

从表2看出，2008—2023年陕西省共发生暴雨洪涝818次，其中暴雨灾害最多，共601次，占比最大，为74%；其次强降水灾害（57次）和涝灾（34次）较频繁，多种灾害同时发生的其他类有106次。对比灾害次数的地区差异，发现陕南暴雨洪涝灾害最多共423次，其次是关中有178次，陕北次数最少为129次，全省性暴雨洪涝灾害有88次。降水诱发次生灾害较少，全省共33次，其中滑坡最多（25次），占地质灾害总次数的76%，泥石流和崩塌各有5次和3次。地质灾害中，陕南和关中滑坡均有8次，陕北有9次，崩塌和泥石流陕南共有4次，关中和陕北各有3次和1次。

由此可见，陕西暴雨洪涝和次生灾害次数由南向北递减，陕南为高发区，陕北黄土高原暴雨洪涝灾害相对较少。陕南位于秦巴山腹地，比北部地区更易受东亚和南亚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对流降水频繁，且易引发灾害；其次陕南北靠秦岭，南临大巴山，山岳交错，河流纵横，地形对气流抬升和汇聚作用的增雨效果明显，另外山区地形的强烈汇流使径流量快速增大，易形成洪涝并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根据每年各类灾害的总次数分析陕西暴雨洪涝和次生灾害的年际变化。从图2（a）可以看出，陕西各类灾害年际波动明显，年际差异较大，暴雨洪涝次数最多的是2013年，达96次，最少的是2022年，仅21次；对应于2013年暴雨洪涝灾害频发，这一年次生地质灾害次数也最多（6次），相反2022年没有地质灾害。2013年夏季陕西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陕北和关中西部偏多达5成至2倍，共出现147站次暴雨，是2008年以来暴雨最多的年份（魏娜和田武文，2014），说明降水异常偏多是灾害频发的直接原因。除2021年外，2017年以后两类灾害均呈减少趋势，尤其2022、2023年暴雨洪涝灾害次数最少，且没有次生灾害，说明降水对次生灾害的诱发作用显著。

从图2（b）可见，暴雨洪涝灾害次数峰值出现在盛夏7月，共有388次，其次8月有203次，其余都在100次以下；次生地质灾害峰值在8月，共有8次，其次9月和6月各有6次和5次，其他月较少发生。7—8月是陕西汛期主雨季，降水强度大，暴雨洪涝及诱发次生灾害也明显偏多。

从图3可见，陕西10个地市暴雨洪涝灾害差异明显，其中汉中和安康较多，研究时段内均超过120次，其次是商洛和延安，各有70多次；宝鸡、咸阳和西安较少，均少于 26次。次生地质灾害以安康和延安较多，有7~8次，其次是西安、咸阳和榆林，其余地方很少或者没有。总之，汉中、安康和商洛，以及延安是暴雨洪涝多发区，安康、延安和西安又是次生灾害多发区。查询灾情记录发现延安次生灾害以窑洞年久失修和降水耦合的坍塌居多。范倩莹等（2025）研究指出陕南是暴雨洪涝灾害高发区，尤其在汉中与安康交界的大巴山区，此外西安、商洛、城固、府谷和延川等地，是洪涝灾害及次生灾害高发区，本文与该结论吻合。

陕西省是受灾较严重的地区，且直接经济损失大，灾情直报记录的各类灾害的受灾面积和直接经济损失显示，2008—2023年暴雨洪涝灾害年均受伤、死亡和失踪人数达75.9万人。分析陕西灾害损失年际变化（图4），发现直接经济损失及受灾人数年际差异大，暴雨洪涝最大经济损失在2013年，超264亿元人民币；最小损失为2008年，约2 800万人民币，同年受灾人数最少（8.8万人）。次生地质灾害次数最多的2013年，暴雨洪涝受灾人数最多，为743.2万人；次生灾害经济损失0.61亿元人民币，受灾人数8.6万人。

秦巴山区的陕南汉中和安康暴雨洪涝和次生灾害多发，该处降水为周边地区最强，且维持时间较长，是各类灾害的直接诱因。利用ERA5再分析数据，分析整理了影响陕南近年来暴雨灾害的高低空环流形势，同时结合陕西气象部门对暴雨洪涝和次生灾害的复盘，总结降水型灾害的形成原因，发现灾害发生时对流层中层均受到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和低槽的共同影响，不同过程中副高和低槽的强度和位置略有差异，表现为副高中心位置和西伸脊点不同，以及低槽增强为低涡或者减弱为小波动。考虑到影响灾害发生的天气系统具有相似性，在此以2010年7月16—20日秦巴山东部安康和西部汉中强暴雨和次生灾害并发的过程为例，从天气学上探究降水对灾害的诱发作用。这次灾害是2008—2023年中持续时间最长且影响最严重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 190万元人民币，受灾人数达23万人。

2010年7月16日陕南极端灾害的灾情记录信息（表3）显示，16日20：00—17日08：00，强暴雨以安康岚皋和汉中南郑为中心，岚皋记录大暴雨，堰门降水最强达136 mm；当日灾情记录倒塌房屋72间，冲毁公路17处，经济损失480万元人民币。17日岚皋新铺镇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造成道路塌方，路桥冲断，灾情严重；灾情记录汉中汉台城区内涝，受灾4 000多人，房屋倒塌162间，水库受损23座，桥梁受损16座，直接经济损失4 476万元人民币。18日洪涝继续，强灾害中心移到安康紫阳和白河，24 h降水量白河达87 mm，联合乡过程降水量达217 mm。19日灾情继续，紫阳日降水量达128 mm；记录房屋倒塌1 471间，冲毁公路123处，滑坡2处，桥梁损毁6座。20日，安康白河24 h降水量最大，达85 mm；安康岚皋、紫阳、汉滨和平利灾情严重，水库受损23座，房屋倒塌23间，桥梁受损16座。随后降水减弱，灾害趋于结束。

从陕南这次灾害的降水量分布（图5）可见，16日汉中及以南降水开始发展，最大降水中心在四川和陕西交界处；17日降水明显增强，汉中和安康南部日降水量超过90 mm，两地交界处降水最强，降水量达157 mm；18日强降水持续，日降水量均在90 mm以上，汉中与安康交界处降水量超过110 mm，最高达170 mm；19日降水中心向东移动，汉中无降水，安康降水减弱到30 mm以下，受持续强降水影响，洪涝灾害持续，水库、桥梁和房屋受损严重。这次大范围极端灾害事件由连续3 d的暴雨造成，尤其是17日和18日的极端强降水，灾害中心的紫阳和岚皋位于北高南低地形区，是大巴山东西段过渡海拔较低的峡口区，属于典型的强降水“雨窝”。

选取这次灾害发生时500 hPa高度场，分析强降水形成原因。从图6（a）可见，暴雨发生时副高脊线西伸北抬到陕西南部，呈东西带状；副高西侧偏东南气流加强，输送水汽到陕南地区。对应的高空低槽从西向东影响到青藏高原以东，秦巴山区位于低槽底部的西南气流区，偏南风最强。两股偏南气流受秦巴山地形抬升和辐合作用，水汽条件和大气不稳定加强，尤其东西向的峡口区。同时，翻越秦岭的偏北冷气流向南跌入到汉中和安康盆地，与偏南暖湿气流在峡口区对峙，大幅增加了陕南区域降雨强度，形成极端强降水的“雨窝”。

水汽通量和水汽通量散度可以表征水汽条件以及水汽汇聚，是形成区域性暴雨的前提和基础（高菊霞等，2024）。分析欧亚大陆东部850 hPa水汽通量和散度[图6（b）]，发现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低槽东移共同影响，来自孟加拉湾的湿空气向内陆输送，与副高南侧的东南气流一起为暴雨区提供了充沛水汽，导致山区对流层低空比湿高达16 g·kg^-1，强降水中心与水汽强辐合区及地形抬升区一致，说明地形抬升将水平运动气流转换为垂直上升，增强水汽抬升凝结，使降水增强成为极端暴雨。

假相当位温综合了大气的温度和湿度特性，其随高度变化能够反映对流层不稳定类型和强度（陈创买等，2020），强降水离不开不稳定能量积累和释放。从这次极端灾害天气沿秦巴山区中部32°N假相当位温和比湿剖面（图7）看，在17日08：00和20：00降水最强时段，低层假相当位温增加，等值线呈闭合状态，200 hPa以下其值随高度快速减小，最低值为324 K，对应对流不稳定能量加强，同时低层出现比湿高于16 g·kg^-1的湿脊；17日20：00，陕南不稳定层结维持，且随高度上升，湿脊也在增强。随后到19日（图略），低层大气的对流不稳定性降低，比湿降低，水汽含量减少，雨区减弱。因此陕南地区受低层高温高湿环境影响，强对流不稳定发展，上升运动促使大气被抬升至凝结高度层，使降水维持且增强。

综上所述，在秦巴山区暴雨洪涝和次生地质灾害发生时，从7月16日夜间到20日，受副高西侧和低槽前偏南气流对水汽的持续输送，以及地形辐合和抬升对偏南气流的影响，秦巴山区对流层低层高温高湿的不稳定维持，促进该地区强降水持续，尤其17—18日全区有大到暴雨，南部有特大暴雨，诱发极端洪涝和地质灾害。同时，受秦巴山东西过渡区地形对降水的明显增幅作用影响，在峡口区形成“雨窝”，该处的极端强降水持续3 d，诱发紫阳和白河等地的滑坡和泥石流灾害，以及水库和桥梁受损等强灾害。

利用2008—2023年灾情直报数据，对陕西省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进行分析，揭示两类灾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以秦巴山区极端灾害过程为例，研究了强降水对极端灾害的诱发机制，得到以下具体结论。

（1）陕西省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由南向北递减，秦巴山区的汉中和安康灾害次数多，其次是秦岭东段的商洛地区，以及北部延安周边的黄土高原地区。

（2）陕西省夏季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次数较多，暴雨灾害7月达峰值，次生灾害8月达峰值。雨季频繁强降水易产生暴雨洪涝，并诱发次生灾害。暴雨洪涝和次生灾害年际差异大，2013年是灾害最多发的一年，对应该年的高强度降水。

（3）分析陕西暴雨及其次生灾害的环流形势，发现对流层中层副高西进和低槽东移，两者在秦巴山区对峙，促使偏南气流不断向北输送水汽，加上低层高温高湿的强对流不稳定，导致该地暴雨持续，诱发暴雨洪涝和次生灾害。在秦巴山区东西过渡的峡口处，地形对降水量增幅作用形成的“雨窝”使灾害增强，导致该地区成为极端洪涝和次生灾害的中心。

本文对陕西各地连续和详实的灾情记录进行分析，聚焦暴雨洪涝及诱发的次生灾害，探讨了其多时空尺度变化和形成机制。相较于其他针对灾害事件，或者不连续灾情记录，以及片面雨情分析的研究，在灾害预警和防范上更有意义。本文未涉及降水缺乏的干旱，以及固态强降水的冰雹和暴雪等灾害，这是不足之处，也是后期需要关注的方向。